微紅科技：人工智能，讓人看到“人本身”

大約進入21世紀以后，哲學家才不可避免地面對科學技術的挑戰(zhàn)。此前，馬克思與恩格斯那一代哲學家還大多驚嘆于科學技術推動社會進步的巨大力量，將技術看作是人延長了的手臂。直到20世紀以后，兩次世界大戰(zhàn)催生出了技術的軍事化用途，讓諸如海德格爾這一代先賢大哲發(fā)現(xiàn)了技術與人之存在之間的內(nèi)在悖論。直到20世紀中晚期，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目前仍然在世的哲學家哈貝馬斯曾將“科學技術即意識形態(tài)”作為一個哲學命題進行論證，他試圖說明的是技術成為了與資本發(fā)展共進退的共謀者。時至今日，技術早已不再是社會發(fā)展的“工具”和“手段”，而成為人類自己為自己制造出的一個強大對手。

　　技術對于人類的這一嚴峻挑戰(zhàn)很容易讓我們想起中世紀經(jīng)院哲學家們曾經(jīng)為自己設計的一個悖論性的難題：上帝能否創(chuàng)造出一個自己都舉不起來的石頭？不管我們的答案是什么，最終都會將上帝推入到與其“全知全能”之屬性相悖謬的境地。當時的經(jīng)院哲學家們對這一悖論爭論不休，而這一爭論最終推動的只是一種空泛的思辨哲學的邏輯推演，但今天這一邏輯推演的悖論性卻極為真實地困擾著人類生存本身。自從Alpha Go與Alpha Zero相繼誕生，人們開始對于技術的自我增長產(chǎn)生了普遍的恐懼。人工智能——人的這個創(chuàng)造物戰(zhàn)勝人的神話正在從科幻小說中走出來，變?yōu)楝F(xiàn)實。

　　人類生存的每一次危機都需要哲學家的關注。哲學，雖然是一種愛智慧的學問，但卻根本上以關注人的生存為己任。技術，原本作為一種人類知識力量的外化形式，曾是幫助人們更好地生活的手段。因此，當年法國哲學家笛卡爾那句盡人皆知的“我思故我在”，其所設立的不僅是哲學的第一原理，也為知識，以及科學和技術設定了第一原理。從此科學研究就可以如同脫韁的野馬一般任意馳騁，為什么呢？原因很簡單，因為笛卡爾的哲學原則告訴我們，人（我思的主體）成為了整個世界的理論根據(jù)。人作為世界主體，人也就成為了世界的上帝。

　　現(xiàn)代社會就是人這個上帝創(chuàng)造出的一個人化世界，如今這個上帝正在制造一個自己搬不起來的石頭，于是終于開始恐慌，仿佛這一境遇是人類從未遭遇過的挑戰(zhàn)。其實，今天人工智能對人類存在造成的危機與二戰(zhàn)期間原子彈爆炸所帶來的恐慌并無二致。它所表達的都是技術對于人類生存構成的威脅。在哲學上，我們可以用知識論與存在論的對抗性關系來概括這一危機。技術本質(zhì)上是哲學知識論的必然后果，其基本的訴求是試圖將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都進行形式化的抽象，也就是說，將一切都還原為抽象的數(shù)字，從而適用于可計算性。而存在論，則意味著對于人自身的關照，其中人的情緒、情感成為了關照的重心。大體說來，那些對于人工智能充滿信心者，以及那些對于人工智能所產(chǎn)生的威脅憂心忡忡者都不過是知識論的擁躉；而大部分的哲學家們都可能會立足于存在論，而對于人工智能所帶來的威脅不以為然。原因不難理解：人工智能能夠完全替代人的玄想之所以能夠成立，關鍵在于你將如何看待人的屬性，如果你認為人的本質(zhì)就是一個可以被還原為一組組數(shù)字，如同一部巨大機器上的零部件，他每一時刻的行為都是被規(guī)定好的，他未來的每一種可能性都可以被計算出來，那么你當然會覺得人可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但如果你認為人生就是偶然性事件串聯(lián)在一起的一場戲劇，其間上演著的每一分鐘都包含非確定性，它的精彩是不可預期的，那么你根本不會相信任何一部機器可以完全替代你的存在。

人工智能在今天社會所帶來的恐慌，一方面源自于資本的訴求，其有意制造話題，以便敞開新的利潤增長點，另一方面，則源自于人的生活越來越多地被知識論的抽象原則所操控。比如人有了身價，成為了可買賣的商品，人的工作時間十分固定，以至于一天的生活與一個月每一天的生活毫無二致。這在哲學家看來是一種典型的非人的存在樣態(tài)。人工智能所代替的，也只能是非人之人，而非人本身。

　　正是人工智能的迅猛發(fā)展，產(chǎn)生了一個契機，它讓人可以突然越來越自省于這樣一個事實：我們?nèi)祟惢顒赢斨芯烤褂卸嗌偈遣豢捎嬎愕牟糠?，以便將我與機器區(qū)分開來。是的，正是人工智能，讓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了“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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